抗战特辑｜“文化纸”与锅底灰

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物资匮乏是摆在《大众日报》面前的一道难题。1940年1月，《大众日报》管委会副主任仲星帆向管委会主任李竹如汇报工作时，满脸忧虑地说道：“目前各个印刷厂油墨和纸张缺乏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李竹如听后，神色凝重，他深知，纸张和油墨是报纸的生命之源，若不能解决，《大众日报》将面临无法出版的困境。但他坚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解决物资困难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发展生产。

于是，李竹如亲自找到工人商量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：能否用有光纸代替新闻纸印报？有光纸，这种普通的日常用纸，当时敌人查禁得不严，相对容易购到。然而，用它来印报，在中外新闻印刷史上却从未有过先例，这无疑是一次勇敢的尝试。但李竹如相信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前人未做过的事情，并不意味着不能去闯、去试。

印刷工人果然不负众望，他们宛如一群无畏的勇士，勇敢地迎接挑战。他们一次次试验，反复钻研琢磨，在那简陋的印刷厂里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。终于，他们用那又脆又薄的有光纸印出了第一张报纸，成功解决了纸张来源问题。然而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。由于有光纸只有一面光滑，吃墨好，印出的报纸正面清楚，但反面却疙疙瘩瘩，发毛，不大吃墨。油墨少了，字迹不清，油墨多了，又会渗墨，一团漆黑。所以，最初只能单面印，一张是一、四版，另一张是二、三版，这给发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。

面对这些困难，大家并没有退缩，而是集思广益，决心攻克难关。为了解决油墨渗到反面的问题，工人们不断调整机器压力和墨色，经过无数次试验，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参数。为了让反面也能清晰印字，一些工人吃睡在机器旁，他们熬红了眼睛，脸也变得瘦削，但依然坚持不懈。不知经过多少次失败，他们终于用有光纸印出了两面报纸，开创了新闻印刷史上的奇迹。

在此基础上，李竹如又与工人商量，就地取材，用桑树皮、麦秸等作原料，造出了土新闻纸。这种新闻纸虽然粗厚，光度和拉力都差，却如同及时雨，为缓和报纸用纸紧张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时《大众日报》和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件，都是用这种纸印刷的。大家怀着喜悦与自豪，给它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——“文化纸”，它不仅是一张纸，更是抗日军民智慧与勇气的结晶，承载着那段艰苦卓绝却又充满希望的岁月。

解决了纸张问题，油墨的难题又摆在了眼前。当时，印报用的油墨，全靠到敌区零星采购，而且在敌人眼中，油墨属于军用物资，封锁检查极为严格。贩运油墨者，一旦被发觉，便会被按“通匪”“资敌”治罪，非打即杀。因此，油墨的来源比新闻纸还要紧张，《大众日报》的印刷工作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

李竹如，这位善于思考的新闻斗士，再次想出了一个妙招。他向报社提出自己办油墨厂，用桐油、花生油、豆油和黑灰烟子等作原料，造土油墨。这一想法，在当时看来，可谓异想天开，许多人都对此表示怀疑。李竹如却坚信可行，他以油印可用花生油代替煤油调油墨为例，耐心地向大家解释，让大家看到了希望。

于是，一场关于土油墨的试验开始了。起初，工人们每隔几天，就小心翼翼地揭下伙房烧饭的大锅，用小木片将黏附在锅底上的黑灰烟子刮下来，然后在清水里沉淀，滤去杂质，再与松香一起，加到熬好的油里拌匀，最后加热熬成糊状的油墨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，土油墨终于诞生了。起初，它只是少量掺在进口油墨里混合使用，后来，随着技术的改进，质量不断提高，竟完全取代了那些“舶来品”。

说起造油墨，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。后来要成批量生产了，所需的黑灰烟子量大增，不仅伙房的锅底被刮光，连驻村群众的锅也未能“幸免”。于是，报社便发动周围村庄的群众，收集锅底灰，并依质论价，定期派人收购。群众虽然不知道这些锅底灰的具体用途，但听说可能是给八路军造炸药打鬼子的，纷纷踊跃交售。后来，大家发现用松柴烧的黑灰烟子油性大，黏结力强，造出的油墨有光泽，于是一些村庄还成立了烧松柴收集黑灰烟子生产小组，把它当成了一项副业生产。就这样，原本毫无用处的锅底灰，竟然成为造油墨的宝贝，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它见证了抗日军民的智慧与创造力，也见证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。

1941年至1943年，敌人在山东各地设立了3000多个据点，平原地区平均每四五个村庄就有一座碉堡，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两侧，还筑有封锁沟和封锁墙。每期报纸从滨海区到鲁中区和鲁南区，要经过八九十里的敌占区，穿过沭河、沂河两条大河，还要经过台儿庄、潍县等公路，所有重要路口和渡口都有敌兵日夜把守，戒备森严。

报社的发行员就如同勇敢的信使，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，肩负着沉重的使命。他们身背大枪和上百斤的报纸，独自穿行在敌人林立的碉堡和据点之间。夏天，河水上涨，他们要把报纸顶在头上，蹚过湍急的河水；冬天，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中，他们要踏破薄冰，在刺骨的河水里艰难前行。他们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，面临着生命危险，但为了保证报纸能够及时送达，他们从未退缩。

然而，即便发行员们如此努力，由于战争环境和发行体制的不健全，报纸积压延误的事情仍时有发生。不仅《大众日报》如此，《解放日报》从延安发行到山东，有时也要在路上走8个月，新闻成了旧闻。而《大众日报》在沂水出版，发行到鲁中解放区临沭县的小学，也要一个多月，到胶东、清河等地，所需时间更久，这严重影响了信息的传播和革命工作的开展。

1941年，时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、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，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他深知，新闻的生命力在于新，若不能及时将报纸发行出去，报纸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。在他的建议下，中共山东分局、“战工会”、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山东战时邮务总局。他还创造性地将《大众日报》发行工作与战时邮政、党的交通工作整合，构建起了高效的发行网络。在发行工作中，他格外注重细节与实效。他经常摊开地图，仔细询问各站点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，一旦发现问题，便当场解决。

有一天，李竹如到报社作形势报告。一进门，他就看到发行科屋子里的墙角下，堆放着积压了三天的报纸。他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，立即找来仲星帆，问道：“这些报纸为什么没有发出去？”仲星帆红着脸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李竹如压住心中的怒火，坚定地说：“立刻发出去！”

作形势报告的时间到了。李竹如走上讲台，他双眉紧锁，目光如炬，仿佛能穿透人心。台下，报社的同志们坐在小板凳上，鸦雀无声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。沉默了几分钟后，李竹如严肃地说：“同志们辛辛苦苦编辑印出来的报纸，很不容易，却被压着，你们说，我们编辑报纸还有什么意义？这是对工作的极不负责任，也就是失职，你们知道失职意味着什么？”他当即宣布，撤销了负责发行人员的职务。

在李竹如的严格要求和不懈努力下，《大众日报》的发行工作得到了极大改进。原本一个月送不出去的报纸，三天就能送达，还普及到了村。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多，威信也大大提高。那些冲不散、打不断的邮路，如同一条条生命线，将党的声音、胜利的消息，传递给了抗日军民，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，而李竹如，就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守护者，用自己的责任与担当，谱写了一曲发行战线上的壮丽凯歌。

（李俊三）